二、啟發導師思想的因緣
從導師的自傳中（《平凡的一生》及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），我們明顯可以獲悉「啟發導師思想的因緣」，不外「法」與「人」兩者。換句話說，這些增上善緣，直接影響導師思想層面的開拓，以及治學研究的方法。於此，筆者並無介紹導師淵博思想內涵的企圖，倒是希冀對導師的「啟發因緣」，作一番爬梳。希望藉助這些背後鼓動的力量，讓自己更了解導師今日成就的內在因素。
（一）相關的著作
眾所周知，導師「人間佛教」的思想，乃啟發於太虛大師，如他說：「虛大師的『人生佛教』，對我有重大的啟發性。」[1]這項啟發，不是照本宣科，但也不是另起爐灶，反而是從深細的觀察中，建立適合「此時、此地、此人」的思想，踏實地從最根本處做起──思想的釐清。所以說：「從不空言改革，但希望以事實來證明。」[2]且還說：「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改革運動，我原則上是贊成的，但覺得不容易成功。出家以來，多少感覺到，現實佛教界的問題，根本是思想問題。我不像虛大師那樣，提出『教理革命』；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，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。」[3]
導師因為重視思想（知見），所以當然會透過著作來傳達內心的訊息。然而，如何將中印的佛法思想融會貫通，則需要有進一步治學方法了。導師對於自己的寫作手法，作如斯地說道：「讀〈大乘宗地引論〉與〈佛法總抉擇談〉，對虛大師博通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會貫通，使我無限的佩服。我那年的創作──〈抉擇三時教〉，對於智光的三時教，唯識宗的三時教，抉擇而予以融貫，就是學習虛大師的融貫手法。」[4]虛大師的這幾篇著作，讓導師學習到會通教理與處理問題的方法。
除此之外，導師還說：「二十九年，讀到虛大師所講的：〈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教〉，〈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〉，〈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〉，每篇都引起我深深的思惟。大師分佛教為三期，所說的『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』，『依天乘行果』，不就是大師所說：『融攝魔梵（天），漸喪佛真之泛神（天）秘密乘』（〈致常惺法師書〉）嗎？『中國所說的是大乘教，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』，為什麼會如此？思想與行為，真可以毫無關聯嗎！在大師的講說中，得到了一些新的啟發，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。」[5]
然而，導師在思想上的取捨，則有異於虛大師的中國傳統思想。由此觀之，啟發的因緣非常重要，往往有了這一鼓動力量，讓像湧泉般的開創性靈感，接二連三的繼續開展下去了。
導師曾自述：「我初學佛法──三論與唯識，就感到與現實佛教界的距離。存在於內心的問題，經虛大師思想的啟發，終於在『佛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』，而得到新的啟發。」[6]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導師思想開展的前因後果：
第一，導師的學佛背景，沒有人指導，靠自己摸索來了解佛法，而最初接觸的義理──三論與唯識，觸動他疑惑佛法與現實佛教界的距離。
第二，這項內心的問題，直到獲得虛大師思想的啟發後，才有了自己的方向，繼而開始深入三藏，著手於思想上的建立與釐清。
第三，當導師秉持虛大師的學思來閱讀三藏時，曾有如此的發現：「讀到《阿含經》與各部廣《律》，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，真實感，而不如部分大乘經，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。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，起著重要的作用。」[7]這就是其終其一生努力的大方向了──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。
除了虛大師之外，導師特別提到幾部外國著作，如說：「二十六年上學期，住在武昌佛學院。讀到了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的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；木村泰賢著的《原始佛教思想論》；還有墨禪所譯的，結城令聞所著的，關於心意識的唯識思想史（書名已記不清，譯本也因戰亂而沒有出版）。這幾部書，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，有了新的啟發。」[8]上述這幾部書，對於導師的阿含思想，有著一定的影響作用，如他說：「關於『法』的含義，《原始佛教思想論》（漢譯本六九──七○）引覺音的法有四義：教法、因緣、德、現象。而以為應分為教法與理法；而理法有現實世界的理法，及理想界的理法。我在《佛法概論》，曾類別為文義法，意境法，歸依法。而歸依法中，又有真實法，中道法，解脫法（第一章第一節）。現在看來，依法的不同意義而作不同的分類，是可以的。但從含義的不同，發展的傾向，以探求法的根本意義，還嫌不夠。所以再以『法』為對象，而作進一步的探究。」[9]
另外，導師在《平凡的一生》自傳中，花了不少的篇幅介紹三部書，如說：「有三部書，對我早期的寫作，資料方面有相當的幫助；而且，見到這三部書，都還有點意外之感。一、多拉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；二、宗喀巴的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；三、《古代印度》（《Ancientindia》的中文譯本）。」[10]換句話說，有關導師現代的治史方法，極可能是受到這些史學著作的啟發，從而汲取對方所長。
其中第二部書是法尊法師所譯，導師曾說：「法尊法師是我的老學長，讀他從藏文譯出的：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《辨了義不了義論》，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《現觀莊嚴論略釋》，月稱的《入中論》等，可說得益不少！空宗為什麼要說緣起是空，唯識宗非說依他起是有不可，問題的根本所在，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。」[11]
導師觀察力的敏感度，足以讓他藉助這些基礎，開拓出另一條光明大道。
（二）師友的法緣
除了上述所說有關「法」──著作，對導師的影響之外，於此想繼續談談導師印象中認為值得一提的「人物」。
理所當然地，與導師有師生之緣的虛大師，自是對其起著巨大的影響力，這在上面已敘述過。但是在虛大師以下的第一人，導師特別稱讚法尊法師，如說：「我出家以來，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，虛大師（文字的）而外，就是法尊法師（討論的）。他是河北人，沒有受過近代教育，記憶力與理解力非常強。留學西藏並不太久，而翻譯貢獻最大的，是他。在虛大師門下，於教義有深廣了解的，也是他。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！」[12]在導師自傳中，也只有法尊法師讓其有同學之感，如說：「我雖然曾在佛學院求學，但我的進修，主要是自修。虛大師給我思想上的啟發，也是從文字中來的。自從在漢藏教理院，遇到了法尊法師，才覺得有同學之樂。」[13]
在修學佛法的漫長旅程中，若能與有緣的同行善知識相遇相逢，相互切磋佛法的體會，我想，確實是人生一大快事。自稱「理性強、感性弱」的導師，當然也不例外地惜得與法相互增上的道友，而法尊法師的出現，成了他修學之殊勝因緣。除法尊法師之外，與導師在法義的討論中，引發了共同理想的同參道友，就是妙欽與演培等法師了，如說：「因緣是非常複雜的，使我遠離政治動亂的苦難，主要應該是妙欽。妙欽與演培等，在漢院同住了幾年，在法義的互相論究中，引發了一種共同的理想。」[14]在導師的傳記中，對於妙欽法師尤其懷念，如說：「從妙欽與我相見以來，誓求正法的原則與精神，始終如一，堅定不移，在這茫茫教海，能有幾人！在佛法的探求上，妙欽是有思想的，與我的思想傾向相近。如有適宜的環境，在法義的闡述上，應有更好的成就。可惜受到時代與環境的局限，不能得到充分開展的機會，而今又在五十六歲的盛年去世了！這不只我失去了佛法中的同願，對中華佛教來說，也是一嚴重的損失！」[15]
理性特強的導師，在陳述自己與師友間的因緣時，曾感慨地說：「在四川（二十七──三十五年），我有最殊勝的因緣：見到了法尊法師，遇到了幾位學友。對我的思想，對我未來的一切，都有最重要的意義！我那時，似乎從來沒有離了病，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，又從來沒有離了修學，不斷的講說，不斷的寫作。病，成了常態，也就不再重視病。法喜與為法的願力，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。」[16]為法的願力，勝於一切，是導師的本色，而且也因為這堅實的大願，讓他常在病中的身軀，可以安住於法喜的光明中，延續這一奄奄欲息的生命。
在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一書的末節，導師覺得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，感覺有點孤獨，一者是其感慨自己不能長期與這些道友共住論法，相互增上；二者則認為孤獨相合於佛法的獨住義，終日自由地悠遊於法海之中，乃至效法古昔聖賢。如說：「我有點孤獨：從修學佛法以來，除與法尊法師及演培、妙欽等，有些共同修學之樂。但對我修學佛法的本意，能知道而同願同行的，非常難得！這也許是我的不合時宜，怪別人不得。不過，孤獨也不是壞事，佛不是讚歎『獨住』嗎？每日在聖典的閱覽中，正法的思惟中，如與古昔聖賢為伍。讓我在法喜怡悅中孤獨下去罷！」[17]
古人云：「親近善者，如霧露中行，雖不濕衣，時時有潤。」[18]我想，導師對於這生平有緣的良師益友，想必也如此偈一般，即珍惜又隨緣吧！
[3] 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7-p.8。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156 -p.157：「談到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之所以受到那麼大的阻力，那是理所必然的。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一樣，不單單是一種思想、一種理論的改革，而且牽涉到整個制度的改革。就制度的改革這一方面，必然的會開罪當時各寺廟、各叢林的既得利益者；改革的呼聲愈大，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壓力也就愈大。另一方面，當時民智初開，隨著宋明以來佛教的沒落，當時佛教徒的知識水準相當低落，他們總以為傳統的祖師所立下的教條、制度如何如何圓滿、偉大，卻不能像大師那樣，看到新時代所面臨的各種新問題。在這種情形下，虛大師的改革運動自然會遭到難以想像的阻力。不過，隨著時代的進步，新一代的年輕佛教徒，已經具備開放的心胸、前進的學養，因此，雖然目前沒有像虛大師那樣的偉人出來領導佛教的改革，但是卻也漸漸能夠體會其苦心，而走向革新之道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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